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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融合视角下的大学组织变革

作者：　　来源：国研网　　发布日期：2011-10-19　

　　摘　要：学科融合既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产生创新性成果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大学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学科融合，亟待变革。国外著名大学的组织结构在促进学科融合方面有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世界著名大学第一层级的学科组织设置的包容性与综合性促进了基层学术组织的学科融合；英国古典大学的学院制对学科组织的分裂起到了平衡作用；本科教育机构和研究生教育机构的分设，有利于培养掌握多学科知识的学者；建立各种形式的交叉学科组织能直接有效地推进学科融合。我国大学应尽快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为依据整合第一层级的院系组织，促进其内部的学科融合；在容纳多个学科的学院中设立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并进一步改进由大学一级直接统筹管理的交叉学科研究院。
　　关键词：学科融合，学部制，交叉学科组织
　　一、学科融合呼唤大学组织结构变革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所有学科最初都以混沌不分的形态包含于哲学范畴内，从15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分别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到20世纪上半叶，最终在大学中确立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若干经典学科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科的分化是学术研究深入和细化的必然结果，也有效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多个学科的知识，学科发展又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传统经典学科间的界限被不断打破，学科的边界被重新划分，一些交叉学科（如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如女性研究、城市研究、脑科学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并且在大学中也逐渐确立了学科的合法性。可见学科的发展从“合”到“分”，现在正在走向新一轮的“合”。两个“合”的含义迥然不同，前者是混沌不分的含义；后者是学科融合的含义，即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交叉的活动。
　　学科融合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创新性成果的方式之一。据统计，在1901～2008年间，颁发的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三项）中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占获奖总数的52%，在各个被统计的时间段中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占获奖总数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最近8年这一比例已达到66.7%]。可见学科融合与交叉是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途径。
　　当前中国大学也把促进学科融合作为大学学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但是学科融合的推进也存在着巨大的阻力，主要表现为：
　　第一，学科组织划分过细，且学科组织间壁垒森严，阻碍了学科融合。当前中国大学普遍的组织框架是大学―学院―系。学院的划分是以学科的分裂为准则，一个学科一旦发展成熟，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就倾向于通过正式的组织建制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独立成一个学院或系。于是大学的院系越来越多，越分越细，有的大学仅电子类的学科就分为光电、电子技术、电信与电气4个院系。大学的第一层级的学科组织多数对应的是一级学科，有的对应的是二级学科，因而许多巨型研究型大学的院系数目在30个以上。然而知识的分裂是无穷的，随着学科知识的继续分裂，是不是学院的数量也要相对应地增长下去呢？细分的学科组织对于提高学科的专业水平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同时割裂了与邻近学科组织的联系，学科组之间常常是门户紧闭。在学科发展已从分裂走向融合与交叉的时代，极度细分的院系结构成为了学科融合的障碍。
　　第二，当前的组织结构不利于培养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人才。学科的融合需要学者经常性地在学科的边界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具有多种学科知识背景的学者更容易将知识通汇交叉，产生创新的思想。而我国当前对于学术人员的培养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细化的学院中以专业教育的形式进行的，年轻的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生、教师的交流机会十分有限，对其他学科知识缺乏了解，知识的狭隘也让学者在不同学科间的迁徙受到限制。这样的学科组织结构难以培养出掌握多学科知识的后备人才。
　　第三，我国的交叉学科研究组织不是从基层学术组织中孕育出来的，而是在大学这一层面运用行政力推动，催生出超越各学院的交叉学科研究机构，将一些交叉学科研究的团队纳入进来。但这一组织在人员的归属、考核晋升，研究生的培养，设备的使用等方面和原有院系的关系没有厘清，所以其运作似乎难以突破原有院系框架的束缚，存在诸多的问题，未能发挥出预想的作用。
　　大学学科融合的各种障碍都指向了大学的组织结构，因此促进学科融合必须变革现有的组织结构。如何变革，既要借鉴国外研究型大学的经验，也要结合中国大学的实际状况。
　　二、国外促进学科融合的大学组织结构
　　1.英国大学的学院制与大部制
　　英国古典大学剑桥和牛津实行的学院制（collegiate system）对消解学科组织壁垒，促进学科融合有积极的作用。学院制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学院并不是以学科为依据划分的，其雏形是中世纪时社会人士或慈善团体为当时没有固定居所的学生们提供住宿和食物，并制定严格的规矩而形成的特殊机构。此后漫长的时间里通过王室、贵族、教会、商人的捐赠，牛津、剑桥分别建立了44所学院和31所学院。每个学院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微型大学，财政独立，高度自治，有自己的校规校纪，有固定的宿舍、食堂、礼拜堂、图书馆、体育设施等，学院还负责本科生的招生和导师制形式下的小组教学环节。
　　学院不仅是教师与学生休息、社交、教与学的场所，更是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相互交流的平台。在学院中他们就一些问题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展开浅尝则止的讨论，从而增加了学科群落间的了解，也有利于新的思想火花的产生。金耀基先生就曾在《剑桥语丝》中描述：“剑桥学院之谈天，意不在求专精（专精的功夫在图书馆，或实验室做），而在求旁通。重要的是使你对本行之外的东西有所闻见，养成你一种对不同学问之欣赏与同情的心态。……日积月累，自能扩大知识之视野；自能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剑桥堂也许不必比其他大学的教师有何优越，但在学院的谈天制度的‘压力’或熏陶下，的确比较不能只安于做一个know more & more about less & less（对于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引者注）的一技之士！”
　　学院制更重要的作用是由于学院组织与学科组织的交叉影响，教师和学生都有着双重忠诚与归属，从而阻止了学科组织间分裂的加深。牛津、剑桥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具有双重身份，学科人与学院人，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学科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各种英雄传奇，学习和生活其中的学院也有着深厚的情感。如果只是以学科这一条单一的轴线划分组织，那么学科群落间的裂痕就会非常明显。而师生们却以学科群落与学院群落这两种社群结构组成了交叉的联系，因此学院成为学科组织之间隔阂的平衡机制，缝合了学科组织间的断裂带。
　　在学科组织方面，很多英国大学实行的是大部制，即将所有的学科组织以跨越学科门类的学科群为依据分成4～6个部门（见表1）。如牛津大学将学科组织分为4个部（division），分别为人文科学部，医学部，数学、物理与生命科学部，社会科学部，每个部下面设有若干学系（department、Faculty）或学院（school），通过第一层级学科组织的包容性和综合性，促进基层组织间形成学科融合与交叉。在牛津大学的社会科学部下，专门成立了交叉学科区域研究学院，开展针对日本、中国、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交叉学科研究。区域研究肯定就会涉及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所以该学院下属的各区域研究中心除了专职的研究人员，也有许多来自社会学部中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院的学者，于是社会学部中的各个院系通过区域研究密切地联系了起来。除了牛津这样的古典大学，英国的其他大学，如伦敦大学下属的帝国理工学院、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红砖大学曼切斯特大学、新兴的华威大学也都是将学科组织划分为几个大部。

　　2.美国大学的文理学院与本科生院制度
　　美国排名靠前的研究型大学的典型结构是文理学院（包括本科生院、文理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如哈佛、耶鲁等大学就是如此。专业学院的设置是综合性与专业性并存。有少量的学院以学科群划分，如威斯康星大学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是典型的按照学科门类划分的；公共管理学院、商学院、药学院则是按一级学科划分的；由于专业学院的定位是培养职业人才，所以也有以二级学科划分的护理学院、社会福利学院、社会工作学院以及非常专业化的视力检测学院。相对于专业学院，文理研究生院则具有极强的综合性，下设所有文理科的学系，譬如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下就有33个系，覆盖了人文科学（如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如化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的诸多学科。即使是巨型的州立大学，没有专门的本科生学院，如伊利诺斯、威斯康星大学，也有一个包容多个学科的文理学院，而且大部分的本科生就读于文理学院。将跨越多个学科领域的学科聚合在文理研究生院中与美国通识教育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尽管文理研究生院中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学科代表的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本科生学院的教学相对应，所以得以一直保持整体。有的大学如加州伯克利文理学院下有超过60个系，也是在文理学院之下分成生物科学、艺术人文、物理科学、社会科学4个分支（division）。因此美国的许多研究型大学中，文理研究生院或文理学院都是最庞大也是最核心的组织，也是以学科群为划分依据，学科综合化程度最强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构架便于在文理学院内部形成多学科的交叉环境，也衍生出数量众多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实验室。
　　文理学院中的本科生院对于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的后备人才有积极的作用。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通常设有本科学院，如哈佛学院、耶鲁学院、哥伦比亚学院等，本科生进入大学后是在一个没有学科研究方向的本科生院共同学习和生活，研究生教育再进入各专业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学生在四年中学习通识教育课程，然后主修一门学科的课程。通识教育不直接导向某种职业的，而是让学生学习共同的核心知识，在进行专业教育之前对知识的全貌有大致了解，成为知识通达的整全的人，而不是过早的成为囿于一个领域的专家；也是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批判性的思维以及社会责任感，使学生接受和认同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本科生院共同学习之后，学生们未来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学科，但是学术生涯早期的共同知识、共同经验、共同观念会让他们有交流的基础，宽广的知识背景也有利于学者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同时也为学者在学科间的迁徙创造了条件。美国大学学者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位不连续的现象很普遍，这些有多学科的背景，曾经置身于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学科文化的学者，由于能够用多种视角看问题，常常在学科交叉创新活动方面成绩显著。但如果没有早期本科生院的通识教育，学生从一开始就被框定在一个学科组织中，知识和视野都很狭窄，那么不仅对其他学科了解有限，与其他学科的学者难以达成实质性的交流，学科间的迁徙与获得多学科背景也无从谈起，那么要在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就比较困难。
　　3.德国大学的学部制
　　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建时，德国大学已基本形成学科组织结构的典型模式，即大学―学部―讲座（研究所）的结构。学部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组织层级，大学权力的重心在底层的讲座上。讲座教授“拥有很大的权力，从学生的录取、课程的设置，到人员的招聘和经费的管理，均由讲座教授一人独立掌控”。[4]这种体制有效地保护了教授的学术自由，提升了德国大学的学术水平。但也使讲座制的无限权力和终身制逐渐成为教授树立个人权威和实行个人垄断的工具。讲座之间的门户之见也阻碍了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学者在不同讲座间的流动。所以20世纪60年代之后，德国大学开始学习美国的学系制，取消了讲座教授的特权，将细分的讲座合并为学系，柏林洪堡大学“由26个系组成，代替了先前那种由169个科研所和7个学部形成的格局”。
　　然而20世纪90年代柏林洪堡大学又回归到了大学―学部（Fakultäten）―研究所（Institute）的组织结构，英文译名为大学―学部（Faculty）―系（Departments）。其学部的划分主要是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来划分的，充分注意到学部下一层级学系间的关联性。譬如数学与自然科学部1下设了生物、化学、物理学系；数学与自然科学部2下设了地理、计算机科学、数学和心理学系；艺术与人文学部1包含哲学、历史、人种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艺术与人文学部2主要是各语系的语言和文学研究学系；艺术与人文学部3涵盖了社会科学、考古学、文化历史与理论、艺术与欣赏历史、音乐学与媒体研究、亚洲非洲研究、性别研究学系；艺术与人文学部4包括运动科学、康复研究、教育研究、教育质量管理学系。
　　还有一些德国大学在划分学部时将不同学科门类但是有密切关联的学科组合成一个学部，也能有效地促进学科融合和交叉，如慕尼黑大学的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部，历史与艺术学部，化学与药学部；海德堡大学的经济与社会科学部，行为与文化研究学部；莱比锡大学的历史、艺术和东方文化学部，社会学和哲学学部，生物学、药学和心理学学部等。有的学部是由同一学科门类下几个一级学科组成的，如化学与地质学部、物理学与天文学部等，笔者在表1的分类中还是将其视作以一级学科划分的学部。
　　4.日本大学的学部、研究科与讲座制度
　　日本国立大学的组织结构是学习德国的学部制，但日本又将其进行了改造。根据1918年的《大学令》“在学部内设立研究科，拥有数个学部的大学可以设立联络、协调各研究科之间关系的大学院”[6]的规定，日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在学部中发展起来，研究科附设于学部中，其名称基本上与学部相同。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研究生院重点化改革中，进行研究生教育的大学院研究科从学部中脱离了出来，教师从归属于学部转变为归属于研究科，文部省对国立大学的经费分配也以研究科为依据，学部成为本科生教育机构。教师们既在研究科做研究，也承担本科生的教学，学部长和研究科长是同一个人。
　　学部和研究科内部的组织结构不同。以京都大学为例，其工学部下设6个学科，包括地球工学科、建筑学科、物理工学科、电气电子工学科、信息学科、工业化学科，而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则下设17个专攻。这样划分源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本科生需要相对宽广的知识基础，所以承担本科教育的学部内对组织的划分相对粗略，学生不会刚进大学就被封闭在一个狭窄的学科框架内，而是在学科门类的宽平台里学习共通的自然科学和工学课程，从第二年的后期到第三年初才开始确定进入哪一个学科，重点学习哪个专门科目。这样学生至少对工学门类的共通知识有大致的理解，从而为工学内部的各种交叉学科研究打好基础。工学研究科因为研究活动专门化、精细化的需要，组织划分得更细一些。
　　学部和研究科的组织划分主要是依据学科门类，最为典型的是法、医、工、农、教、经、理、文学部/研究科。一个学部、研究科囊括了这一学科内的所有分支学科，体现了极强的综合性，譬如京都大学的工学研究科就包括了力学、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建筑学、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工程、电气电子工程、宇宙航空技术、材料学、能源学、化学工程、生物工程等。在研究科中又通过专攻下的讲座制度实现基层组织的学科融合与交叉。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对讲座制进行改革，实行大讲座制，但到8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实现。大讲座制中一个讲座由一个或几个研究方向构成，一个研究方向由一位教授、一到两位准教授或讲师，几位助教组成，并有一个对应的研究室。实际上和过去德国的讲座制有很大差异，并非一个教授控制整个讲座，也并不是只有教授才可以主持讲座，有的讲座或研究方向的主持人就是准教授；讲座只是作为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小组而存在，其他的权力如人事权、预算权由大学院研究科掌管。从讲座的设置情况来看，不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特别是一些合作讲座，是和其他的研究科或研究中心合作的，譬如京都大学工学研究科微工程专攻，除了基本讲座外，还与医学研究科下属的再生医科学研究所合作开设生物微系统讲座、生物医学模拟工程讲座、纳米生物加工讲座，从而打破了学科的边界，起到了学科融合的作用。
　　5.各种形式交叉学科组织的创设
　　构建交叉学科的研究组织是促进学科文化融合的重要措施。现代科学发展对于复杂问题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而大学的正式学科组织却是以学科分类而划分，追求的是单个学科的专业化与精深化；而交叉学科组织却以跨域多学科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而建立，体现的是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目前交叉学科组织已经发展出多种形态，有的交叉学科组织是实体型的，具有正式的组织建制，专职的研究人员，独立的场地和实验设施。如日本大学中新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科。此机构的设立源于1988年大学审议会提出的《关于大学院制度弹性化》的咨询报告，报告鼓励大学设置不受学部限制的独立的研究科，所以许多日本大学设立了没有对应学部，只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旨在促进学科交叉的独立研究科。如京都大学地球环境学大学院包含了从环境生态、资源循环到人与环境关系、环境政策、环境危机管理等所有与环境相关的研究；亚洲、非洲地域研究研究科则聚焦于亚洲、非洲生态环境、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等问题的综合研究；信息科学研究科则下设了智能信息学、社会信息学、复杂系统科学等交叉学科专攻。
　　有的交叉学科组织是虚实结合型的，即在容纳多学科的综合性学院中设立的各种交叉学科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虽然有组织构架，具有场地和实验设备（人文社会科学有自己的图书馆），经常举办各种前沿讲座和会议，但是其研究人员除了中心主任等管理人员外，大多数学者和学生的身份归属在各个院系，但又长期或临时性地在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开展他们的研究工作。如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下的脑科学研究中心，汇聚了神经生物科学、物理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并培养这一交叉学科的博士生。其管理者通常是一个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的领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日常事务则由执行主管（Executive Director）负责。
　　还有的交叉学科组织是完全虚体的，如大学中基层学术组织为了特定的任务而集合多个学科的学者组成的交叉学科课题组。这些课题组成员依托各自院系的实验设施、图书资料做研究，并保持松散的联系，一旦项目完成，课题组就自动解散。有的课题组由课题负责人领导，课题挂靠在项目的主干学科所在的院系；有的课题组从院系中独立出来，由一个委员会管理，如筑波大学的特别项目课题研究组，为期5年围绕一个大课题在国内外广泛地聘请多个学科的学者开展研究，它由项目运营委员会管理，由课题组长担任项目运营委员会委员长[7]。
　　实体型的交叉学科组织有正式的组织建制，由于地位的稳定性容易获得研究资源，聘请专职的研究人员，能有效地推进学科融合。但更多的交叉学科组织是虚实结合与虚体型的，它们显得更加灵活，不仅对推动学科交叉有积极的作用，而且也对保护大学正式学科组织结构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科的交叉不仅是合，也是一个分的过程，两种或多种学科交叉可能产生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对新兴的交叉学科在组织上如何安排呢？如果独立建制成一个院级组织，就会出现学院越来越多的情况；而成立具有虚体性质的交叉学科研究组织，不仅以灵活的管理形式使其与有关联的学科保持组织上的密切联系，而且没有破坏现有学科组织的结构。
　　综上所述，国外大学促进学科融合的组织结构对于我们最有价值的经验是国外大学第一层级的学科组织往往包容了多个学科，具有综合性。英国表现为大部制，美国表现为文理学院，德国、日本表现为学部。笔者比较了中外大学第一层级的学科组织的划分依据，见表1。为了有一个统一的参照标准，方便对学科组织划分依据进行中外比较，反思我国学科组织划分存在的问题，在此都以中国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来对照和判断学科组织划分的依据，学科群指的是超越多个学科门类的学科集合。由于中外学科分类的区别，笔者将神学归类为二级学科宗教学，所以德国大学中以二级学科划分的学部都是神学部，美国大学中以二级学科划分的是神学院，音乐、戏剧、电影学院和一些专业学院。从表1中可以发现几个国家的著名大学第一层级学科组织的数量没有超过20个学院；在组织划分上，考虑到了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为划分标准。这样的划分有利于促进第一层级学科组织内部的学科融合，生长出许多交叉学科组织，实施交叉学科的培养计划。而对比中国大学则明显是以一级学科划分的学院较多，譬如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以学科群、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划分的院系数就分别为2、4、24、8个。
　　除此之外，英国大学的学院制对平衡学科分裂有积极的作用，虽然其产生有着特殊的背景，其他国家很难效仿，但是也启发我们可以寻找学科之外的相关因素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联系起来，越是有多重的群落分类和交叉联系，越能消解分裂，促进融合。美国和日本的大学通过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组织的分设，让本科生具有通达的知识素养与学科间迁徙的能力，有利于培养未来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人才。而建立或实或虚的交叉学科组织，则是直接促进学科融合与交叉的有效方法。
　　三、中国大学为促进学科融合所进行的组织结构变革
　　1.学部制改革
　　我国大学的组织层级结构一开始是简单的大学一系层级，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由于高校合并后学科数量增多，大学的扩招后系的规模增大，大学的系纷纷升格成了学院，在学院下面再分成几个系。没有升格成学院的系，成为与学院平行的院级系。院系数量越来越多且壁垒森严，为了促进学科的融合和交叉，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知名大学开始尝试实行学部制，在已有的院系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在院系之上建立一个比较虚的学部，而且还特别强调学部不是行政单位，不设行政级别。
　　实行学部制之后，院系被合并成6～7个学部，表面上看横向的学科组织单位少一些了，但其实真正实体性质的院系组织的壁垒并没有被打破，学部以下的这些数量众多的院系还是各自为政，对学生和教师来说仍然工作、学习、生活在狭窄的院系组织内，缺少学科文化的交流。大学将一些权力下放到学部，使学部“在重大项目组织、人才引进、职称评审、学术评价和推进社会科学国际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8]。可是既然权力可以下放，为何不下放到院系一级呢？也许最初的设想是让学部这一层级的学术权力在没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但是学部作用的发挥必然让下面的院系成为最终的执行者。而多一个层级就意味着多一层矛盾，在利益不一致时，作为行政组织掌握着权力与学术资源的院系是否愿意执行学部的各种计划？一个学部管辖几个不同的学科院系，学部的主任会不会偏向自己所在的学院，而无法公平地对待其他学院，又在院系之间造成矛盾呢？虽然规定学部一级不设行政级别，但已设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人力资源委员会、党委、学部办公室等组织，似有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层级的态势。如果学部果真是虚体的，如何在极度行政化构架的院系之上发挥其作用将成为难题，而学部若能够压倒院系的行政权力，领导院系，学部本身是否已经变成新的行政层级了呢？
　　笔者认为，真正阻碍学科交叉的是院系这一层级的学科组织壁垒，但是学部制的改革恰恰没有触及这点。虽然中国细分的学科组织与大学行政框架相结合后，要进行合并存在诸多困难，但是如果保持现有的院系框架不变，任何其他的改革对促进学科融合和交叉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对大学组织结构的调整不是增加或实或虚的组织层级，而是对现有学科组织进行整合，尽量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为依据，创建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工学院这样的大学院，让大学之下的第一个层级包容更广泛的学科，下设多个系，在各个系之间广泛地开展学科融合与交叉。若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也可以灵活地允许其成为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而不是在学院这个第一层级上不断地添加新的学科组织。
　　2.建立交叉学科组织
　　我国大学交叉学科组织的建立和国外大学有所不同。国外大学许多交叉学科组织是从大学基层学科组织中发展起来的，在包容多个学科的第一层级的学科组织中各学科自然融合、交叉，成立各种交叉学科组织；只有少量非常大型的实验室和横跨了多个学院的研究中心才需要大学学术副校长的统筹协调。我国大学由于第一层级学科组织的综合化程度低，学科单一，譬如某大学工学门类的院系就被划分为16个，在细分的院系中如何能发展出一个交叉学科组织呢？所以我国大学建立交叉学科组织是直接从大学层面开始运作的。
　　一条路径是建立大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譬如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是教育部、湖北省、武汉市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共建的实验室，将有关光电领域研究的设施、教师全部整合到一起，组成了多个交叉学科研究小组，在光电实验室里开展长期工作。
　　另一条途径是在大学层面建立特殊的交叉学科研究院，经过筛选让若干个交叉学科研究团队进入其中。它既非学科组织，也不是职能部门，所以通常由大学行政部门单独管理。这些交叉学科项目将不同院系相关学科的教师和学生联系起来，让他们有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但是在运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科学研究需要一定的设备支持，交叉学科研究院本身没有实验设备，所以每个团队都不得不依托原有院系的实验设备做研究。在大的项目分解之后，真正的研究其实是在各个学院中完成的。其次，我国大学是在一个行政组织框架中运行的，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学者在行政上仍然归属于某一学院，其职称晋升、工作考核、招收研究生和人事管理都在各个院系，学者的身份认同感还是在各个学院，很难真正融入到交叉学科研究院中。第三，大学虽然以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名义招收博士生，但是博士生学籍在各个学院，达到博士学位要求必修的一定数量的专业课的学习以及日常的各种管理也在各个学院。人才培养还是以学科组织为单位，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跨学科培养模式。因此交叉学科研究院也就必然呈现出虚体化特征。
　　笔者认为，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为契机发展交叉学科组织是一举两得的有效举措，但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毕竟数量有限，且主要针对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其实真正普遍而且自然的学科融合更多地发生在学术基层组织，所以应该尽快促成学院这一层级学科组织的综合化，而后在学院中建立联系多个学科的交叉学科组织。但是由于我国学科组织长期分裂，已形成了森严的组织壁垒，所以大学层面的统筹协调也不可缺少。所以未来应该改进大学层面运作的交叉学科研究院，譬如在团队的选择上，聚焦于几个共同主题下有关联的研究团队，而不是许多不同方向的研究团队，这样便于将设备仪器、图书资料、研究人员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加大对于交叉学科团队的资金投入，鼓励其开发交叉学科的课程；聘请专职的研究人员，让这个虚体型组织更具实体化特征。
　　总之，大学中以知识的分裂而建立的数量庞大的学科组织已经严重阻碍了学科融合，现在应该进行合理地调整，具体来说是两条路径。一是调整现有的学科组织，将细分的院系进行整合，让一个大的学院下设多个系，包含广泛的学科，以消解目前狭窄学科组织间的壁垒。二是灵活地建立各种形式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围绕研究的主题让多学科的教师开展合作研究。

2.美国大学的文理学院与本科生院制度
　　美国排名靠前的研究型大学的典型结构是文理学院（包括本科生院、文理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如哈佛、耶鲁等大学就是如此。专业学院的设置是综合性与专业性并存。有少量的学院以学科群划分，如威斯康星大学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是典型的按照学科门类划分的；公共管理学院、商学院、药学院则是按一级学科划分的；由于专业学院的定位是培养职业人才，所以也有以二级学科划分的护理学院、社会福利学院、社会工作学院以及非常专业化的视力检测学院。相对于专业学院，文理研究生院则具有极强的综合性，下设所有文理科的学系，譬如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下就有33个系，覆盖了人文科学（如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如化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的诸多学科。即使是巨型的州立大学，没有专门的本科生学院，如伊利诺斯、威斯康星大学，也有一个包容多个学科的文理学院，而且大部分的本科生就读于文理学院。将跨越多个学科领域的学科聚合在文理研究生院中与美国通识教育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尽管文理研究生院中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学科代表的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本科生学院的教学相对应，所以得以一直保持整体。有的大学如加州伯克利文理学院下有超过60个系，也是在文理学院之下分成生物科学、艺术人文、物理科学、社会科学4个分支（division）。因此美国的许多研究型大学中，文理研究生院或文理学院都是最庞大也是最核心的组织，也是以学科群为划分依据，学科综合化程度最强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构架便于在文理学院内部形成多学科的交叉环境，也衍生出数量众多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实验室。
　　文理学院中的本科生院对于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的后备人才有积极的作用。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通常设有本科学院，如哈佛学院、耶鲁学院、哥伦比亚学院等，本科生进入大学后是在一个没有学科研究方向的本科生院共同学习和生活，研究生教育再进入各专业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学生在四年中学习通识教育课程，然后主修一门学科的课程。通识教育不直接导向某种职业的，而是让学生学习共同的核心知识，在进行专业教育之前对知识的全貌有大致了解，成为知识通达的整全的人，而不是过早的成为囿于一个领域的专家；也是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批判性的思维以及社会责任感，使学生接受和认同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本科生院共同学习之后，学生们未来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学科，但是学术生涯早期的共同知识、共同经验、共同观念会让他们有交流的基础，宽广的知识背景也有利于学者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同时也为学者在学科间的迁徙创造了条件。美国大学学者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位不连续的现象很普遍，这些有多学科的背景，曾经置身于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学科文化的学者，由于能够用多种视角看问题，常常在学科交叉创新活动方面成绩显著。但如果没有早期本科生院的通识教育，学生从一开始就被框定在一个学科组织中，知识和视野都很狭窄，那么不仅对其他学科了解有限，与其他学科的学者难以达成实质性的交流，学科间的迁徙与获得多学科背景也无从谈起，那么要在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就比较困难。
　　3.德国大学的学部制
　　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建时，德国大学已基本形成学科组织结构的典型模式，即大学―学部―讲座（研究所）的结构。学部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组织层级，大学权力的重心在底层的讲座上。讲座教授“拥有很大的权力，从学生的录取、课程的设置，到人员的招聘和经费的管理，均由讲座教授一人独立掌控”。[4]这种体制有效地保护了教授的学术自由，提升了德国大学的学术水平。但也使讲座制的无限权力和终身制逐渐成为教授树立个人权威和实行个人垄断的工具。讲座之间的门户之见也阻碍了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学者在不同讲座间的流动。所以20世纪60年代之后，德国大学开始学习美国的学系制，取消了讲座教授的特权，将细分的讲座合并为学系，柏林洪堡大学“由26个系组成，代替了先前那种由169个科研所和7个学部形成的格局”。
　　然而20世纪90年代柏林洪堡大学又回归到了大学―学部（Fakultäten）―研究所（Institute）的组织结构，英文译名为大学―学部（Faculty）―系（Departments）。其学部的划分主要是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来划分的，充分注意到学部下一层级学系间的关联性。譬如数学与自然科学部1下设了生物、化学、物理学系；数学与自然科学部2下设了地理、计算机科学、数学和心理学系；艺术与人文学部1包含哲学、历史、人种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艺术与人文学部2主要是各语系的语言和文学研究学系；艺术与人文学部3涵盖了社会科学、考古学、文化历史与理论、艺术与欣赏历史、音乐学与媒体研究、亚洲非洲研究、性别研究学系；艺术与人文学部4包括运动科学、康复研究、教育研究、教育质量管理学系。
　　还有一些德国大学在划分学部时将不同学科门类但是有密切关联的学科组合成一个学部，也能有效地促进学科融合和交叉，如慕尼黑大学的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部，历史与艺术学部，化学与药学部；海德堡大学的经济与社会科学部，行为与文化研究学部；莱比锡大学的历史、艺术和东方文化学部，社会学和哲学学部，生物学、药学和心理学学部等。有的学部是由同一学科门类下几个一级学科组成的，如化学与地质学部、物理学与天文学部等，笔者在表1的分类中还是将其视作以一级学科划分的学部。
　　4.日本大学的学部、研究科与讲座制度
　　日本国立大学的组织结构是学习德国的学部制，但日本又将其进行了改造。根据1918年的《大学令》“在学部内设立研究科，拥有数个学部的大学可以设立联络、协调各研究科之间关系的大学院”[6]的规定，日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在学部中发展起来，研究科附设于学部中，其名称基本上与学部相同。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研究生院重点化改革中，进行研究生教育的大学院研究科从学部中脱离了出来，教师从归属于学部转变为归属于研究科，文部省对国立大学的经费分配也以研究科为依据，学部成为本科生教育机构。教师们既在研究科做研究，也承担本科生的教学，学部长和研究科长是同一个人。
　　学部和研究科内部的组织结构不同。以京都大学为例，其工学部下设6个学科，包括地球工学科、建筑学科、物理工学科、电气电子工学科、信息学科、工业化学科，而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则下设17个专攻。这样划分源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本科生需要相对宽广的知识基础，所以承担本科教育的学部内对组织的划分相对粗略，学生不会刚进大学就被封闭在一个狭窄的学科框架内，而是在学科门类的宽平台里学习共通的自然科学和工学课程，从第二年的后期到第三年初才开始确定进入哪一个学科，重点学习哪个专门科目。这样学生至少对工学门类的共通知识有大致的理解，从而为工学内部的各种交叉学科研究打好基础。工学研究科因为研究活动专门化、精细化的需要，组织划分得更细一些。
　　学部和研究科的组织划分主要是依据学科门类，最为典型的是法、医、工、农、教、经、理、文学部/研究科。一个学部、研究科囊括了这一学科内的所有分支学科，体现了极强的综合性，譬如京都大学的工学研究科就包括了力学、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建筑学、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工程、电气电子工程、宇宙航空技术、材料学、能源学、化学工程、生物工程等。在研究科中又通过专攻下的讲座制度实现基层组织的学科融合与交叉。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对讲座制进行改革，实行大讲座制，但到8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实现。大讲座制中一个讲座由一个或几个研究方向构成，一个研究方向由一位教授、一到两位准教授或讲师，几位助教组成，并有一个对应的研究室。实际上和过去德国的讲座制有很大差异，并非一个教授控制整个讲座，也并不是只有教授才可以主持讲座，有的讲座或研究方向的主持人就是准教授；讲座只是作为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小组而存在，其他的权力如人事权、预算权由大学院研究科掌管。从讲座的设置情况来看，不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特别是一些合作讲座，是和其他的研究科或研究中心合作的，譬如京都大学工学研究科微工程专攻，除了基本讲座外，还与医学研究科下属的再生医科学研究所合作开设生物微系统讲座、生物医学模拟工程讲座、纳米生物加工讲座，从而打破了学科的边界，起到了学科融合的作用。
　　5.各种形式交叉学科组织的创设
　　构建交叉学科的研究组织是促进学科文化融合的重要措施。现代科学发展对于复杂问题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而大学的正式学科组织却是以学科分类而划分，追求的是单个学科的专业化与精深化；而交叉学科组织却以跨域多学科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而建立，体现的是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目前交叉学科组织已经发展出多种形态，有的交叉学科组织是实体型的，具有正式的组织建制，专职的研究人员，独立的场地和实验设施。如日本大学中新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科。此机构的设立源于1988年大学审议会提出的《关于大学院制度弹性化》的咨询报告，报告鼓励大学设置不受学部限制的独立的研究科，所以许多日本大学设立了没有对应学部，只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旨在促进学科交叉的独立研究科。如京都大学地球环境学大学院包含了从环境生态、资源循环到人与环境关系、环境政策、环境危机管理等所有与环境相关的研究；亚洲、非洲地域研究研究科则聚焦于亚洲、非洲生态环境、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等问题的综合研究；信息科学研究科则下设了智能信息学、社会信息学、复杂系统科学等交叉学科专攻。
　　有的交叉学科组织是虚实结合型的，即在容纳多学科的综合性学院中设立的各种交叉学科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虽然有组织构架，具有场地和实验设备（人文社会科学有自己的图书馆），经常举办各种前沿讲座和会议，但是其研究人员除了中心主任等管理人员外，大多数学者和学生的身份归属在各个院系，但又长期或临时性地在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开展他们的研究工作。如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下的脑科学研究中心，汇聚了神经生物科学、物理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并培养这一交叉学科的博士生。其管理者通常是一个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的领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日常事务则由执行主管（Executive Director）负责。
　　还有的交叉学科组织是完全虚体的，如大学中基层学术组织为了特定的任务而集合多个学科的学者组成的交叉学科课题组。这些课题组成员依托各自院系的实验设施、图书资料做研究，并保持松散的联系，一旦项目完成，课题组就自动解散。有的课题组由课题负责人领导，课题挂靠在项目的主干学科所在的院系；有的课题组从院系中独立出来，由一个委员会管理，如筑波大学的特别项目课题研究组，为期5年围绕一个大课题在国内外广泛地聘请多个学科的学者开展研究，它由项目运营委员会管理，由课题组长担任项目运营委员会委员长[7]。
　　实体型的交叉学科组织有正式的组织建制，由于地位的稳定性容易获得研究资源，聘请专职的研究人员，能有效地推进学科融合。但更多的交叉学科组织是虚实结合与虚体型的，它们显得更加灵活，不仅对推动学科交叉有积极的作用，而且也对保护大学正式学科组织结构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科的交叉不仅是合，也是一个分的过程，两种或多种学科交叉可能产生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对新兴的交叉学科在组织上如何安排呢？如果独立建制成一个院级组织，就会出现学院越来越多的情况；而成立具有虚体性质的交叉学科研究组织，不仅以灵活的管理形式使其与有关联的学科保持组织上的密切联系，而且没有破坏现有学科组织的结构。
　　综上所述，国外大学促进学科融合的组织结构对于我们最有价值的经验是国外大学第一层级的学科组织往往包容了多个学科，具有综合性。英国表现为大部制，美国表现为文理学院，德国、日本表现为学部。笔者比较了中外大学第一层级的学科组织的划分依据，见表1。为了有一个统一的参照标准，方便对学科组织划分依据进行中外比较，反思我国学科组织划分存在的问题，在此都以中国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来对照和判断学科组织划分的依据，学科群指的是超越多个学科门类的学科集合。由于中外学科分类的区别，笔者将神学归类为二级学科宗教学，所以德国大学中以二级学科划分的学部都是神学部，美国大学中以二级学科划分的是神学院，音乐、戏剧、电影学院和一些专业学院。从表1中可以发现几个国家的著名大学第一层级学科组织的数量没有超过20个学院；在组织划分上，考虑到了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为划分标准。这样的划分有利于促进第一层级学科组织内部的学科融合，生长出许多交叉学科组织，实施交叉学科的培养计划。而对比中国大学则明显是以一级学科划分的学院较多，譬如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以学科群、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划分的院系数就分别为2、4、24、8个。
　　除此之外，英国大学的学院制对平衡学科分裂有积极的作用，虽然其产生有着特殊的背景，其他国家很难效仿，但是也启发我们可以寻找学科之外的相关因素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联系起来，越是有多重的群落分类和交叉联系，越能消解分裂，促进融合。美国和日本的大学通过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组织的分设，让本科生具有通达的知识素养与学科间迁徙的能力，有利于培养未来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人才。而建立或实或虚的交叉学科组织，则是直接促进学科融合与交叉的有效方法。
　　三、中国大学为促进学科融合所进行的组织结构变革
　　1.学部制改革
　　我国大学的组织层级结构一开始是简单的大学一系层级，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由于高校合并后学科数量增多，大学的扩招后系的规模增大，大学的系纷纷升格成了学院，在学院下面再分成几个系。没有升格成学院的系，成为与学院平行的院级系。院系数量越来越多且壁垒森严，为了促进学科的融合和交叉，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知名大学开始尝试实行学部制，在已有的院系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在院系之上建立一个比较虚的学部，而且还特别强调学部不是行政单位，不设行政级别。
　　实行学部制之后，院系被合并成6～7个学部，表面上看横向的学科组织单位少一些了，但其实真正实体性质的院系组织的壁垒并没有被打破，学部以下的这些数量众多的院系还是各自为政，对学生和教师来说仍然工作、学习、生活在狭窄的院系组织内，缺少学科文化的交流。大学将一些权力下放到学部，使学部“在重大项目组织、人才引进、职称评审、学术评价和推进社会科学国际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8]。可是既然权力可以下放，为何不下放到院系一级呢？也许最初的设想是让学部这一层级的学术权力在没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但是学部作用的发挥必然让下面的院系成为最终的执行者。而多一个层级就意味着多一层矛盾，在利益不一致时，作为行政组织掌握着权力与学术资源的院系是否愿意执行学部的各种计划？一个学部管辖几个不同的学科院系，学部的主任会不会偏向自己所在的学院，而无法公平地对待其他学院，又在院系之间造成矛盾呢？虽然规定学部一级不设行政级别，但已设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人力资源委员会、党委、学部办公室等组织，似有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层级的态势。如果学部果真是虚体的，如何在极度行政化构架的院系之上发挥其作用将成为难题，而学部若能够压倒院系的行政权力，领导院系，学部本身是否已经变成新的行政层级了呢？
　　笔者认为，真正阻碍学科交叉的是院系这一层级的学科组织壁垒，但是学部制的改革恰恰没有触及这点。虽然中国细分的学科组织与大学行政框架相结合后，要进行合并存在诸多困难，但是如果保持现有的院系框架不变，任何其他的改革对促进学科融合和交叉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对大学组织结构的调整不是增加或实或虚的组织层级，而是对现有学科组织进行整合，尽量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为依据，创建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工学院这样的大学院，让大学之下的第一个层级包容更广泛的学科，下设多个系，在各个系之间广泛地开展学科融合与交叉。若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也可以灵活地允许其成为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而不是在学院这个第一层级上不断地添加新的学科组织。
　　2.建立交叉学科组织
　　我国大学交叉学科组织的建立和国外大学有所不同。国外大学许多交叉学科组织是从大学基层学科组织中发展起来的，在包容多个学科的第一层级的学科组织中各学科自然融合、交叉，成立各种交叉学科组织；只有少量非常大型的实验室和横跨了多个学院的研究中心才需要大学学术副校长的统筹协调。我国大学由于第一层级学科组织的综合化程度低，学科单一，譬如某大学工学门类的院系就被划分为16个，在细分的院系中如何能发展出一个交叉学科组织呢？所以我国大学建立交叉学科组织是直接从大学层面开始运作的。
　　一条路径是建立大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譬如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是教育部、湖北省、武汉市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共建的实验室，将有关光电领域研究的设施、教师全部整合到一起，组成了多个交叉学科研究小组，在光电实验室里开展长期工作。
　　另一条途径是在大学层面建立特殊的交叉学科研究院，经过筛选让若干个交叉学科研究团队进入其中。它既非学科组织，也不是职能部门，所以通常由大学行政部门单独管理。这些交叉学科项目将不同院系相关学科的教师和学生联系起来，让他们有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但是在运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科学研究需要一定的设备支持，交叉学科研究院本身没有实验设备，所以每个团队都不得不依托原有院系的实验设备做研究。在大的项目分解之后，真正的研究其实是在各个学院中完成的。其次，我国大学是在一个行政组织框架中运行的，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学者在行政上仍然归属于某一学院，其职称晋升、工作考核、招收研究生和人事管理都在各个院系，学者的身份认同感还是在各个学院，很难真正融入到交叉学科研究院中。第三，大学虽然以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名义招收博士生，但是博士生学籍在各个学院，达到博士学位要求必修的一定数量的专业课的学习以及日常的各种管理也在各个学院。人才培养还是以学科组织为单位，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跨学科培养模式。因此交叉学科研究院也就必然呈现出虚体化特征。
　　笔者认为，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为契机发展交叉学科组织是一举两得的有效举措，但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毕竟数量有限，且主要针对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其实真正普遍而且自然的学科融合更多地发生在学术基层组织，所以应该尽快促成学院这一层级学科组织的综合化，而后在学院中建立联系多个学科的交叉学科组织。但是由于我国学科组织长期分裂，已形成了森严的组织壁垒，所以大学层面的统筹协调也不可缺少。所以未来应该改进大学层面运作的交叉学科研究院，譬如在团队的选择上，聚焦于几个共同主题下有关联的研究团队，而不是许多不同方向的研究团队，这样便于将设备仪器、图书资料、研究人员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加大对于交叉学科团队的资金投入，鼓励其开发交叉学科的课程；聘请专职的研究人员，让这个虚体型组织更具实体化特征。
　　总之，大学中以知识的分裂而建立的数量庞大的学科组织已经严重阻碍了学科融合，现在应该进行合理地调整，具体来说是两条路径。一是调整现有的学科组织，将细分的院系进行整合，让一个大的学院下设多个系，包含广泛的学科，以消解目前狭窄学科组织间的壁垒。二是灵活地建立各种形式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围绕研究的主题让多学科的教师开展合作研究。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胥秋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