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和医疗关系家家户户、国计民生，是社会舆论最关注的热门话题，人人都可评议一番。每年“两会”代表和委员对教育问题的议论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既有学术性、建设性意见，更多是批判性、质疑性的看法。杨振宁博士和丘成桐教授就曾经从不同的范畴和角度对中国大学本科基础教育质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在中国最难当的官员大概就数教育部长和卫生部长了。
如何看待中国的大学教育？如何评价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当前，中国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本质问题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从文化视角和教育发展规律的视角谈点自己的见解。
一、近20年来，由政府主导推动的高等教育改革对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响巨大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重大变革和发展。要正确评价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必须遵循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和科学发展的理念。现代大学承担着“教育的责任、学术的责任、服务社会与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体现了大学“崇尚学术和适应社会”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双重哲学基础。如何看待大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价值标准，从宏观层面讲，一是看是否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起到了积极、支持作用，甚至引领作用；二是看是否符合国际上现代大学发展历史的共同规律，即是否遵循了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从中观层面看，是否符合现实社会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即社会大众是否普遍赞成，是否符合教育自身的科学发展规律，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从微观层面上看，是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效果上是否体现了稳定发展、和谐发展。
我认为，世纪之交，从国家层面促动大学教育改革和发展主要的有三件大事：院校合并（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连续多年的高校扩招；大学教育收费改革。这是由于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和举措，并不是由大学自身改革和发展引发的，但是对大学管理体制，大学内部结构，大学的办学理念都带来重大影响。
院校合并源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变化，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撤销了一批工业、行业部委，转变了相应职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属部委领导的学校，除少数交由教育部直属，绝大部分交地方管理，其中促进了大学的合并“潮”。对合并院校重新任命的领导来讲，是基于学校已经合并这个现实，思考如何变被动为主动，把并校变为学校发展的新契机。
这一轮院校合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有些影响和效果仍需要时间检验，目前仍无法完全体现，但对中国大学带来的积极因素，主要有：在中国重现了一批学科齐全，有较高起点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像北大、复旦、中大等都有了强大的医科，吉大、武大、川大等有强大的工科；教育资源也得到进一步整合。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国大学适应了当时条块分割的工业、行业部门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形成了一批单科性、多科性的专门学校，由此中国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改革开放后，学科综合化发展一度成为许多大学内部教育教学发展的需求，特别是重点大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需求，但发展缓慢，代价也大。高校合并促进了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在21世纪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就包括建设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这一轮的学校合并为此奠定了基础。同时出现了消极因素：出现了一批多校区办学的巨型大学，给大学的传统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美丽的长春坐落在吉林大学之中”；中山大学现在是2个城市，4个校区，9300亩土地，8家附属医院，1.3万在职教工（连同医护人员），6万学生还有5000多离退休人员的“庞然大物”。这一轮的院校合并，有理性的、也有迫于某种情况的非理性的合并。但是，中国自古就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说，凡非理性的、无法真正融合的学校或许还有可能会重组。
连续多年的高校扩招也是由于社会的强烈需求因素、由政府主导引发的，甚至连教育主管部门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从宏观形势看，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面临的就业压力是导致政府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的客观原因。199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社会的消费需求一度萎靡的局面，而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改革力度刻不容缓。1998年全国城市实际失业人口为1540～1640万人，失业率为7.9%～8.5%，面临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潮，大学扩招可以使新增劳动力延迟进入就业市场，给下岗职工腾出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中国长期存在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使得每年高考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校扩招适应了这些社会的需求。
从1999年到2004年，我国本科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6.1%，研究生招生年增长率平均为28.6%，在校大学生从1998年780万到2007年2700万，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转向大众化阶段，由高等教育规模小国向高等教育规模大国两个历史性转变。扩招使高等教育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推动了地方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到2007年高职在校生已达860万。而教育部直属院校的本科招生规模一直严格控制，研究生规模则有了很大的发展。高校扩招的积极因素是：拉动了内需；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全民素质的提高；推动了高校办学体制内部改革，包括新建了一批高校，全国同期增加普通高校770所；促进高校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如加速了后勤社会化的改革，4年中新建食堂和公寓超过1999年前50年的总和。同时，高校大规模扩招也给传统的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高校债务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由此引发的社会关注的问题有：高校债务应该由谁买单？毕业生就业难究竟是社会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大众化教育下的质量观和精英教育有何异同？等等。关键是，政府、学校、以及社会往往思想认识还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还没有用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思维方式、评价标准来看待面临的新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许多问题的认识必须有质的变化。
中国高校原有的基础条件比较薄弱，“文革”前几乎没有一所万人大学，校园面积大多只有几百亩，校舍比办学经费更加紧缺。短短几年时间学生规模扩张四、五倍之多，必须寻找新的办学空间、新的校舍来容纳学生，还必须增加师资和图书、实验等教学条件，但是政府投入并没有同比例增加。适逢当时银行放贷比较宽松，因此，多数高校在主管部门的许可下靠银行贷款改善了办学条件，保证了扩招后办学的基本条件。据说全国高校欠银行贷款大约2000亿～4000亿元，严格意义上讲，这是学校因扩招经费不到位替政府先行贷款欠下的钱，主要应由政府来还。这一点教育主管部门和政府领导是很清楚的。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政府已着手帮高校解决欠债问题，教育部直属高校也会通过增加人头拨款方式，缓解大学的债务。客观地讲，这些债务使中国高校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投入的效益是很高的，其中蕴含了高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智慧和心血。
中国高等教育在很短时期内快速、低投入、平稳地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中国大学领导和教师功不可没。
扩招后，毕业生就业问题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大学不扩招，那部分人还会提前进入社会就业。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512万人，另有毕业研究生34.5万人，各类中职教育毕业生570万人都将进入人才市场，给社会就业造成巨大压力。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政府也在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扩大了大学生就业机会。
必须指出，“就业问题”本质上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发展为各类人才提供各种机会，而学校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学生服务社会的责任和能力。当前学生就业难和整个社会大环境相关，但也反过来对传统教育观念有了新的促动。一是，大学毕业生要转变传统的就业观，树立大众化的就业观，有做任何工作的思想准备，“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二是，大学的专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内涵改造必将受到社会需求的深度触动，如何培养社会所需各类人才，让自己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有竞争力。不同的学校应当找准自己不同的定位。有的学校可以继续实施通识教育下宽口径专业教育，甚至通才教育；有的学校必须考虑让学生都能“一技傍身”有竞争的看家本事，这样大学才不会千校一面，而是各具特色了。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表面看讲的是就业问题，其实质是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层次思考，着力解决高等教育存在的几个不适应问题。社会就业市场对高校的激励作用将是十分巨大的，冲击着“计划经济最后的顽固堡垒”，大学趋同性问题、盲目发展问题，都会在社会就业市场受到检验并得到抑制。专业结构、专业内涵的改造等等，迫使不同学校有不同的思考。对研究型大学来讲，由于学生学习年限的延长，有更多的人去读博士、硕士，为了培养更拔尖的人才，强化在本科教育阶段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复旦学院”以及中大的“博雅学院”等；更多的学校是贴近社会发展，自觉地调整专业结构和专业内涵，其中专业内涵的变革也将会更多地考虑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规划，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等。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大学开始收取学费也是一场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在精英教育时代，国家承担了大学生全部费用，包括学费和助学金。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教育经费无法同比增长已是各国的共性问题，因此，必须建立起政府、学生、社会各方对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中国大学生培养成本尚无准确数字，不同层次高校成本也不相同。目前中国大学实行的也不是全成本收费，收费高的地区人均学费4000～5000元/年，收费低的地区为2000～3000元/人年。因此，一开始就有专家定义这不是缴学费而是收取部分培养费，但习惯上仍称“收学费”。
大学收费对家境贫困学生有一系列保障措施，包括国家奖学金、银行助学贷款及困难补助，学校自己还有许多社会奖助学金及勤工俭学经费。对已进入大学的学生各校都遵守“不让一位同学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原则。但是，不能保证贫困学生能上得起民办大学。大学收费机制改革恰恰促进了民办大学的发展。民办大学已成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中国高校序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从教育层面上看，“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素质教育和教育质量工程已成为影响大学发展的三件大事
“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工程，包括机制创新、队伍建设、国际交流及瞄准科技前沿和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构建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和人文社科创新基地。目前有38所大学纳入“985工程”建设，投入资金力度比“211工程”更大，三期建设总计投入881亿。国家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在高等学校中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承担了大量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课题，取得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成果，提升了我国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也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全力推进“素质教育”和“新世纪教育质量工程”，明确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教育观和指导原则，并且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石。新世纪教育质量工程包括：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课程、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学团队和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评估与教学状态基本数据公布、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
从2003年起，对589所本科院校开展“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是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学校按照国家制定的质量保障基本要求进行建设，政府组织了6000多人次熟悉高教规律的专家进行评估验收，抽查审阅了10万多份参评学校学生试卷和毕业论文（设计），听课5万多门次，走访了1万多个高校校内的教学和行政部门，召开了近万次各种类型座谈会，开展了6000余次学生基本技能训练测试，是一次历时5年的庞大的教学质量检查工作。这对理顺办学指导思想、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管理、建立健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具有基础性、奠基性作用。所有参评学校按指标要求从硬条件和软环境两方面进行的基本教学条件建设，得益的是广大学生。
虽然，这三件事的落脚点都是学校具体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但实际意义远非如此，它引发了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从“211工程”建设引出了关于“研究型大学”概念的讨论，一段时间出现了许多关于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及如何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文章和书刊；“985工程”又激发起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议论，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标准及中国何时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很大程度改善了本科教学的“硬条件”和“软环境”，但同时，人们更关注的是究竟如何评价中国本科教学质量及如何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的改革。
前一时期，大家都关注所谓“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讲：“我去看钱老，他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的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温总理最近也一再指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他强调：“教育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的要求。”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不仅要坚持“崇尚学术、适应社会”的教育理念，增强“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还要扩大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开放程度，最大限度地借力于世界先进教育和人类科技成果，加快中国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更要用新的视角来审视大学发展中的问题，找到破解问题的思路和途径。建国60年来，我国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从未停顿过，而且也一直在向前苏联及西方先进教育学习，包括改革开放以来，6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大批国家级教学示范基地、人才培养基地、精品课程建设和教学名师等等都反映了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在各个方面的深入开展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许多改革和成果从方法论上讲已达到十分精致的程度，有些成果是国外大学不可比拟的。但是即便如此，几十年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理论脱离实际问题、培养学生求异、求变等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我们要从中国大学依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原因，从中国现今大学领导、教师和同学的文化理念、文化习俗等自身素质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钱老曾经多次说过，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综合体系（他称之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学科的不同只是人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着眼点不同而已。因此，他要求学生对整个科学知识体系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知道他所学的专业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位置和相互联系。钱老的思想符合“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教育观念。”这对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教学很有启迪价值，应当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示范。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一方面是已有学科不断分化，新学科、新领域不断产生，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向综合性、整体化方向发展，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系统科学就是这一发展趋势中最具有基础性的方向。钱学森是公认的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倡导大学生要懂得系统科学，用系统科学的知识培养和教育学生，开设系统科学课程，让学生对客观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于不同类别的系统，知道用哪一类方法去面对。让科学和艺术结合，加强学生形象思维的训练，也是钱老十分关注的。他指出，“艺术上的修养，让我学会了学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这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钱学森的教育思想和科学实践对我们大学的素质教育，对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会有很大的启示。
三、突破中国大学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的保守性，认真思考进一步深化大学教育改革的切入点
世纪之交，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成就，也得到国际教育界同行的认可和关注。但是，我国社会舆论总的倾向是对中国大学的教育现状不满意。准确地讲，是对中国大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相比感到不满足。面对社会对教育的批评，人们在思考当前进一步深化大学教育改革的切入点。
人类科学技术的成果是智慧、金钱和时间的结合体。对待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社会舆论要宽容，政府要有耐心，大学既要有紧迫感，更要有定力，要坚守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序地推进。只要我国保持健康、稳定、科学的发展，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国高校的科技一定会走到世界科技的前沿，正如SCI文章已不像当年被人们那样看重一样，届时诺贝尔奖之类的科技水平显示度一定会和如今奥运金牌一样不在话下。当前重要的是大学应当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主动为解决科技攻关和重大社会发展关键问题发挥作用，走进社会中心，真正起到引领作用。
从教育自身讲，大学关注的问题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从体系上解决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问题，构建起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从深层次讲，大学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教育体系还缺乏自信。中国现代意义大学起步晚，深受各国教育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更加重视吸纳各国教育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存在着中国社会环境和历史演变使中国大学具有许多本土特有的品质。中国如今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国，但还不是高等教育的强国。21世纪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一定同时也是科技的强国和教育的强国。届时，不只是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而是应当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世界先进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科研水平，也应包括教育理念、教育管理、大学制度和大学文化都有和世界先进教育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
在当代，网络技术和信息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大学之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文化沟通在时空上几乎可以实现“瞬时对接”，大学共享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程度极大地提高，传统“学术自由”的内涵也增添了国际间更加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成分；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地球村”的概念，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气象、环境、能源及宗教、民族等问题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大学学者和研究工作的共同探讨的命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使大学的使命不仅仅是培养社会的精英，更大程度上是满足社会终身教育的需求，实现人们在受教育层次上更高的追求。如此等等，时代的巨变，给现代大学提出了许多新的使命，也给现代大学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新的活力，形成了大学精神新的时代特征，例如：培养世界公民，共享人类科技文明的国际化品质；融合科技、人文，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谐的学术追求；尊重人的价值，满足终身教育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品质。诸如此类特征是当代各国大学共同追求的品质，也是大学教师、学者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是传统、经典大学精神在当代的发展。
纵观近6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我们不仅要关注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还要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从首轮本科教学评估来看，主要问题是对广大教师改进教学和广大学生改善学习触动还不够，同时也担心评估后学校领导注意力会从本科教学向外转移。从已取得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看，真正热心参与的教师所占的比重还很少，因此推广应用这些教改成果的影响力和持续力都甚微。问题的关键是学校领导、广大教师及学生还没有真正被教育教学改革所触动。
究其外在原因，影响学校领导对本科教学关注的原因是现在大学发展中太多的功利性倾向，“升格、升重、排位”、行政化等等吸引了他们的主要精力；影响广大教师的是学校制定的各项职称、聘任、奖励政策导向驱动人们把主要精力向科研倾斜；而传统的教学方法、管理模式又束缚了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从内因来看，涉及到大学领导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精神；大学教师的教育观念和自身的创新素质；大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能力等都有明显的不足。
多年来，我们在推进教育的创新时，在学术层面和管理技术层面上考虑得比较多，往往忽视了学校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校园文化环境对培养创新人才的影响。而恰恰是大学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成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