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人们谈论已经够多了，但大学现状依然故我，正在筹建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再次发出改革的声音。由全球遴选产生的朱清时校长受聘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对于关心教育改革的人们来说，这番话似乎又带来了希望。
正如朱清时校长所说：“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概而言之，要破解今天大学行政化的困局，涉及到三个方面的目标：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对此，我个人抱观望态度，因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这些努力最终都可能会走样。
朱清时校长在接受采访时，实际上只谈到了教授治校，即在未来的校领导中间有一半由教授们直选产生，教授直接参与学校管理。而行政人员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只是为学校、教授服务。所谓教授治校，当是指教授群体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如果只是选出一些教授担任校领导，这样的教授治校其实早已有了，现在许多学官原本都是教师，并且仍然在带研究生。实际上，教授治校并非促进高等教育之唯一途径，当年清华大学在梅贻琦先生领导下实行教授治校，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北京大学在蒋梦麟先生领导下实行校长治校，同样成就卓著。关键还在于，校长个人是不是具有独立办学理念的教育家，今天有没有产生教育家的条件。
至于大学自治，就可以讨论的现状而言，主要还是指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过大。行政干预的结果就是将大学变成了下属和衙门。从短期来看，国立大学靠国家财政拨款的现状不太可能改变，必须通过某一政府部门的统筹安排，按说教育经费来自全国纳税人，教育行政部门要做的事就是当好后勤，而不是以教育经费为杠杆，成为大学的直接上级。这些年的公共课程设置、教学评估、职称评定、评级定岗等，看似为了教学，实际上都是在围绕着行政部门的指挥棒转，体现的是权力的自我证明。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大学自治就是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进一步放权，只管经费拨款，对于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则交由大学自己做主，而不是全国大学的教学都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起来，使得所有大学都像是一个大学的各个分校，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
无论教授治校还是大学自治，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学术自由。这是由大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大学者，不断探求知识之所也。人类认识若非已经臻于终极，思想就应无限制，学术就应无禁区，而权力干预的实质就是限制学术自由。然而，没有学术自由，何来学术创新？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价值就在这里。今天人们都赞扬梅贻琦先生的治校方略，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其实是对学术自由的看法，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正是出于这种维护学术自由的思想，以及蔡、梅、蒋诸先生所力挺的制度保证，当年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才有了辉煌成就。今天的大学校长，即使有这样的认识，能有这样的权限与魄力吗？
我佩服朱清时校长的改革决心，改革需要勇于探索的有识之士，但我也曾看到许多大学声言改革，热闹一阵，结果却是虎头蛇尾。至于目前所谓的一些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权力对学术的进一步干预，用各种繁琐的科研成果检查来体现官员的政绩。说到底，教育改革需要大环境。只有当整个社会的体制改革启动之时，大学改革才会真正进入快车道，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才不仅是一句空话，而是成为中国教育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