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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学科发展模式的反思与创新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  来源:  发布日期:2015-07-21 

  学科是大学组织的基本细胞,大学是不同学科组成的联合体,学科的结构决定大学发展的类型,学科的水平决定大学发展的水平。一个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是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大学学科建设属于大学的内涵建设,在大学各项工作中处于龙头地位,是提升大学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乃至提高大学综合办学水平的重要手段。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模式做一耙梳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并对我国未来大学学科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性模式,并以就教方家同仁。

  一、我国大学学科发展模式的反思

  我国大学在过去几年的改革和发展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抑或是大学自身,都给予了学科建设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观念上,中央、地方、大学都意识到学科建设之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自上而下形成了学科建设在大学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的理念;从政策上,从国家教育部的国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各省的关于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的若干措施到大学推进学科建设的相关政策应有尽有,从政策上给予充分的支持;从组织领导上,中央、地方、大学为了推动大学学科建设,成立专门的学科管理机构来组织和发展学科,而且有分管领导专门负责学科建设;从规划上,中央、地方到大学,“十五”、“十一五”规划上,给予了学科建设相当重要的位置和分量;从投入与保障上,中央、地方到大学,都专款单列,保证经费用于学科建设和发展上。反思我国大学学科建设近几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大学学科建设呈现的是一条投资驱动、权力推进、资源依赖、知识技术跟进等模式,这样的模式在大学学科建设中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但是在当今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科学技术日趋进步、国际竞争愈益激烈的背景下捉襟见肘,不断暴露其局限和不足,已经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大学学科水平的提高。

  1.投资驱动的学科发展模式。

  在罗斯托的“起飞”和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等理论的启发下,中央与地方省委、省政府等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大力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级政府以及各层次各类型的大学对大学学科建设倾注了满腔热情,特别是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任务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提升大学学科建设的实效性,提高大学学科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贡献度,使学科建设尽快走出低谷,使大学一些学科尽快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加快高水平与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我国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高度重视学科建设。1992年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采取以投资驱动学科发展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到20世纪末,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简称“211工程”。政府对学科建设的投资力度非常大,仅“九五”期间,“211工程”建设资金总量达108.94亿元。其中用于重点学科建设的经费为62.11亿元。1998年教育部制订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教育部向“985工程”大学重点投入,投资数额数以亿计。不难看出,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模式主要采取的是,一是政府对学科建设的重视和政策支持;二是政府对大学学科建设的重点化、强投入驱动方式。在政府的重视和强投入的驱动下,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学科水平正在提升,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

  从本质上讲,投资驱动型学科发展模式,应验的是一种重点化思维方式,说白了就是印证的“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理念。这种思维与理念在实践中难免凸现弊端:第一,导致学科投入与产出的绩效失衡,学科建设的高投入并没有带来学科发展的高产出;第二,使学科产生脂肪肝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大学的某些边缘学科、传统学科、冷门学科在叫喊学科建设经费短缺,另一方面是一些热门学科、重点学科在大笔建设经费面前不知道怎样花费,其结果,要么是盲目购置设备,导致资源重叠,要么学科建设经费隐性流失,导致资源浪费;第三,使大学学科对政府产生严重的依赖性,自我发展能力受到限制;第四,政府与大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很难走向规范化,产生政府行为越位,导致学科自主性的缺位;第五,学科发展很难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转变。

  2.权力推进的学科建设模式。

  权力推进的学科建设模式是指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政府通过使用权力,控制各种学术资源,以介入的方式,推进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这种模式发端于学科外部权力乃至于社会权力结构,使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发展,以强制方式规定学科研究方向、学术范式、学术团队构成、互动机制及相应的学科活动,反映出“他主性”与“他辖性”的特点。该模式能集中力量和学术资源建设和发展学科,学科建设过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规模并提升水平,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特点。这种学科建设模式遵循的是一条权力推进的发展模式。其理论假设是,政府都是全能的,学科该怎样增长或大学该怎样发展,必须由政府来决定,政府也有能力进行操控。这种模式与前述的投资驱动学科发展模式不谋而合,相互依赖,相互推动。权力推进模式最终是通过财政拨款和经费投入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大学学科建设的推进。这种方式与投资驱动模式一经结合,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局限。政府对一所大学投入动辄就是十几亿,有些省份对某一重中之重学科投入动辄就上千万,这十几亿、上千万的依据是什么,恐怕政府也不得而知;而大学或是国家重点学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真正需要多少经费,该怎么使用这些钱,如何提高投入效率。正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一样,外界对学科的投入肯定是无法满足学科的需求的。于是成就了学科混乱的第一个因素,即追逐金钱。“当一个学科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和文化。”现在很多学科建设惊呼经费到款多少,有多少个什么级别的课题,但是高质量的成果有多少不得而知。由此可见,权力推进模式导致了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犯了一大通病,那就是学科建设长远洞见缺乏、短视行为严重。

  这种模式带来的第二种弊端就是学科在建设和发展过程的自主性被权力系统挤压,以至于学科面临两难困境时难以抉择,形成“两张皮”现象,即在学科到底是保持自主性、执着追求真理,还是实用地迎合外界的需求;当学科面对严峻的外界环境时,是否要改变存在的方式。这都是学科必须要做的价值选择。当大学选择迎合外界需求时,意味学科建设践行的是一种“适应论”哲学,它导致学科将被工具理性所浸淫,追逐金钱成为首要目的。如此一来,学科的使命、学科的社会责任以及学科的精神文化将被遮蔽。如果学科理智地选择执着追求真理,表明学科不仅选择了追求真理,而且选择了适切社会。因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就是对一种认知论意义上的自由的追求,并进而改善人,使他们的理性、道德和精神诸力量获得最充分的发展,最终实现全面的自由与和谐。如此一来也就适应并引领了社会,也就提高了实用性。

  3.资源依赖型学科发展模式。

  资源依赖型学科发展模式是指大学学科在生长和发展过程中,是通过不断获取要素(学术)资源来推动的。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看来,中国大学学科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包括申报并获得硕士授权点、博士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有的省还包括重中之重学科)、校级重点学科、各级重点实验室、各级人才培养基地。不管是学科申报还是评审,都仰赖四种学术资源:一是科研经费(纵向),二是课题立项(国家级、省部级),三是政府奖,四是成果发表的期刊级别(含论文、专著、教材)。这四种资源都是当今中国大学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四大命脉,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源依赖型的学科发展模式揭示了学科自身的选择能力,学科可以通过对依赖关系的了解来设法寻找替代性的依赖资源,进而减少“唯一性依赖”,更好地应付环境,关注学科之间、学科与外界之间的权力问题,学科建设和发展可以通过采用各种战略来改变自己、选择环境和适应环境。

  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如前所述四种学术资源中,除了成果发表学科可以自主掌握和控制(也不完全是,比如政府对有些期刊甚至期刊的级别有绝对的控制权)外,其他三种学术资源都来源于政府,由政府掌控。这样政府成了学科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来源。“当一个组织的依赖性大于另外一个组织时,权力变得不平等。”在中国大学学科与政府不是一种平等伙伴关系,而是一种严重的依赖关系。如此一来,资源依赖型的学科发展模式暴露了不少弊端,这些弊端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导致学术资源行政化、官方化,来源比较单一,民间的学术基金和资源还远未发育完善,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各级各类课题、评奖无不由政府机构垄断,民间机构很少、也难以涉足其中。其次是学科建设异化。大学学科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拼命向直接间接控制学术资源的政府机构或学术权威专家示好,不择手段地寻求与权威拉关系,有的甚至公然通过贿赂的方式寻求学术资源,学科建设在各种人情关系上耗费了不少的精力、人力和财力。大学学科建设的内容和手段简直异化成了搞公关、拉关系、跑项目、买奖励、送礼包……学科建设充斥着一种不健康的浮躁、腐败文化!如此弄来的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对学科健康有序发展有益吗?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科成员还哪有心思、哪有精力、哪有时间、哪有经费去坐冷板凳潜心研究?这样产生的学科成果还能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吗?

  4.知识、技术跟进学科发展模式。

  就像技术领域一直坚持“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支持发展”的原则一样,中国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也采取了“瞄准前沿、支持引进”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学科在知识、技术的研发中,主要采取的是瞄准前沿领域,关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特点,适时、及时跟进。客观地说,跟进模仿可以节省大量的前期技术开发费用,减少了市场失败风险,提高了其知识、技术产出成果推出的成功率。然而,知识、技术跟进模仿意味着新理论、新技术在产生过程中全部或部分模仿他人,难以实施超越。由于一贯采取知识技术跟进这一战略,所以大学学科产出成果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因为,别人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最新理论和知识等方面实施封锁和保护,模仿和跟进的只不过是一些非核心的、外围的知识和技术掌握不了最新理论和核心技术,在学科知识生产建设上就会受制于人。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大学学科建设在知识和技术的研发方面,如果不掌握核心理论,如果没有重大发现和关键技术的发明创造,只靠在一些理论上修修补补,就无法与他国大学竞争,建设一流大学的愿望就会变成泡影。所以大学学科建设必须思考从战略的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实现制度创新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解放学术生产力,释放学术创新力,方能在最新理论和核心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在激烈的竞争与角逐中脱颖而出。中国大学学科建设因循的似乎是一条企业化发展的套路,就是跟进大量的世界前沿领域知识,然后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在知识、技术跟进模式上,国家重点学科跟进世界前沿,省属重点学科跟进国家重点学科,一般学科又跟进重点学科,一般本科院校学科发展跟进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发展,形成了一条难以斩断的“跟进链”,整个国家学科建设似乎都在跟进中发展。其结果是,国内大多数学科的发展与国外学科相比总是滞后,受制于人,难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创新之地和输出地,学科知识产出能力和学科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科技实力的迅速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通过对日本大学知识创新的研究发现,其学科建设和发展不仅重视知识的跟进研究,而且在跟进研究后着力对其进行改造和创新。这恐怕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能赶超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现行学科发展模式,从表现形式上,四种模式相互交织、相互推动,但是从本质上讲,四个问题只有一个根源,即我国大学学科发展的自主性不足,以至于大学学科发展的战略与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保持高度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产生三种结果:首先是学科发展行政约束为主导,导致大学学科缺乏自主性,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出现学科建设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由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得不到保证,源于个人兴趣的自主性行为就难以充分实现,学术研究偏离了自身的本性而成为外在服务的一种他主性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学科要成功地实现自主创新那也是偶然而已,没有出现大量的真正成功的科学自主创新则是必然。最后是导致学科发展出现跟政治经济风现象,而非循自身规律,从而影响大学的经济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模式的创新———组织创新驱动模式

  反思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模式和战略,我们认为,在上述四种模式主导下,我国大学学科发展起色不大、成绩不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学没有找到制约其学科发展的主要矛盾有关。这几种模式本质上都是要素(经费、权力、资源、范式)发展模式,即从学科要素上去改进学科的既有状态,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科建设的主要矛盾。因为经费、权力、资源、范式都是从学科的外部去改善学科发展的条件,而不能从学科内部找到学科发展的真正动力———学科自主性;而且恰恰相反,前述几种模式反而压制了学科自主性。由于学科自主性不彰,学科主体性、能动性和积极性也就不显。学科内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学科的知识创新能力就难以提升,学科知识创新能力不足,学科还谈何发展。因此,学科建设如果要有实效,不能再按照上述发展模式,而应该采用创新驱动模式,通过提升学科的知识创新能力来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反思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制约我国大学学科发展的自主性、影响我国大学学科知识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恰恰正是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教研室或研究所管理制度,是它们束缚了大学学科的自主性,制约了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只采取“微调”方式是无济于事的。如果真要有所作为,当前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就应该针砭弊端,解构既有模式,站在长远发展和竞争需要的高度,以一种求新、求变的态度,围绕学科的自主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立足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改革,通过学科组织创新,形成学科组织创新驱动模式———学科制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惟有这样,才能彰显大学学科的主体性,不断推动学科向前发展,为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组织基础。

  1.整合原有的基层学术组织,实行学科组织化与建制化。

  知识的创新常常源于知识的碰撞、共享和融合,重大成果的取得常常得益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思想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知识流动和人员流动学科组织化与建制化,就是解构原有的教研室、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制度,以二级学科为依据,以有利于知识的交流、共享和融合、汇聚以及知识流动为原则,建构学科组织。学科组织根据研究方向设若干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由方向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及其相应方向成员(或课题组成员)组成,将志趣相同和专长互补的一批教师组合在一起,使大家在一个共同研究领域相互碰撞、砥砺,不断产生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这样,学科组织有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每个方向有方向负责人和相应的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每个团队有较为充足的科研经费以及开展研究工作的条件。当一个研究方向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又成立新的学科以及相应研究方向,如此循环往复,滚动发展,学科发展就会日益繁茂,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整合后的大学组织构架和管理模式就是基层是学科,中层是学院,顶层是学校,形成了学校———学院———学科二级机构三级管理的模式。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任务由学科带头人及成员完成。学院按若干相关的学科或学科群组建;学院的管理职能首先是负责学科带头人的聘任与考核,其次是抓好专业与教学质量建设,集中力量从事教学。学校降低管理重心,重视学术权力在办学过程中的参与;依据社会发展的要求,提供社会需求信息,做好宏观的政策研究和导向,制定各学院的工作目标并实施考核,为各学院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公共管理以及技术和后勤服务。这样,就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各学院的行政管理的积极性,焕发基层的办学活力。

  2.学科实行学科带头人负责制。

  学科带头人应该是一名领导型学者。他既是该学科领域的专家,又具备该学科发展的战略思维,同时又有组织管理的才能。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竞争激烈又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学科发展方向和研究课题的选择、机遇的把握以及战略的驾御、决策的部署等十分重要。所有这些都对学科带头人的素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大学对于学科带头人的任职条件应有较高的要求:具有教授专业技术职务;具有高度的学科使命感、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创新、奉献精神;学术地位高,学术视野开阔,触角敏锐,在本学科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和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高度民主意识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办事公正,具有较强的竞争与合作意识、宽容精神。

  学科带头人的角色和作用在于,设计组织的结构和组织政策、策略,规划组织发展的愿景;协助学科成员正确把握学科的真实情况,增强成员对组织使命的了解,促进每个人的学习和创造;发展组织智商,组织智商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组织能否有效地取得所需知识,能否利用知识创造新知识,组织内部是否广泛地分享知识;加强组织的知识整合,克服知识的极度碎片化与深度划分后出现的职位情结、部门情结,通过降低知识传递成本达到组织知识整合的目的;建立透明、公平、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以利于每个成员创造力的发挥;创造信任的气氛,使组织的学习更加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学科制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能够使大学权力结构有机地统一起来,有效提高知识的产出能力,有利于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集聚在学科组织的载体上,提高学术资源使用效率,有利于实现知识共享互动,推动知识主体自我成长,促进知识的集成和增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还有实践基础。例如,中南大学材料学科,在40多年前根据人才和技术的需求,成立了相对系科独立的学科组织———“新材料研究室”,之后学科发展顺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三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一张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这样的成功得益于当时的“感应”能力与学科的自主性意识,归功于“新材料研究室”保持了高度自主性,同时,这种高度自主给予了知识集合组织快速的响应能力。所以,学科组织创新能力的形成和能力释放是学科发展之知识汇聚、集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