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1月9日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
正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所称，大学章程是大学的“宪章”，是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明确政府和学校，以及学校内部权责的重要法律文本。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同年12月底，复旦大学等26所高校被确定为“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试点学校。但是，按照目前的大学章程的制订办法，大学章程将很难成为大学宪章，因为它将遇到如下问题：
首先，大学章程难以界定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关系。由于大学章程由高校内部制定，因此，学校很难规定举办者的具体权力和责任，也无法对举办者越权干涉学校办学的行为，进行问责。比如，《办法》规定，章程应规定学校负责人的产生与任命机制。而教育部对此的解释是，校长和书记任命会有另外规范予以规定。
人事权和财权，是影响高校自主权的两大基本权利，这必须在章程中明确。我国高校之所以缺乏自主权，就在于学校领导的任命、考核、评价由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实行公开遴选。另外，政府对高校的拨款，也由政府部门说了算，其结果是，学校只能“跑部钱进”。而要明确人事权和财权，这显然就不是学校一家所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也不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所能决定的，如果这就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那么，人事权和财权依旧掌握在政府部门，失去了这两大基本权利的高校，是难以自主的。
其次，大学章程难以实现校内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的分离。从《办法》规定的章程起草程序看，主导章程制订是学校行政机构，按照这种模式，一些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概念，很有可能在章程中出现，比如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我国已有不少大学有学术委员会，可是学术委员会基本上处于闲置，原因在于，学术委员会并没有独立运行的权力，往往挂靠在学校人事处、研究生院，一切行动听行政指令，这就使学术委员会成为摆设。
大学章程作为法律文本，从立法的角度审视，应该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机构讨论、审议，这样才能成为法律，才有法律效力。比如，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章程，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进而颁布；省属高校的章程，则应提交省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经过这一立法程序制订的大学章程，才能真正明晰举办者和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边界，也才能督促教育主管部门放权。不然，纵使我国高校制订了大学章程，但这些章程，都只是内部行政规章，根本无法让高校走出没有自主权的办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