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他同时担忧，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毕竟在中国，待遇是与行政级别联系在一起的，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重庆晚报》3月8日》）。
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我倒认为，对高校而言，这些正是取消行政级别的种种好处。
开会坐最后一排，有什么不好？对大学内部而言，最好无关教育与学术的会议越少越好，对大学外部而言，最好不去参加各种与大学发展无关的会议才好。在大学校内的会议，校长自然不会坐最后一排；在大学校外的会议，如果校长坐最后一排，那基本上这个会议就与大学无关了。一直以来，大学不是反对文山会海吗？大学领导不是埋怨校领导连应付各级政府部门的会议都忙不过来吗？这不是大学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的良机吗？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应“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他告诉记者，这种感受在“非典”期间很强烈。那半年没有任何会，没有评估，大家安安心心做学问。
校长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于普通教师而言，是要鼓掌欢迎的。两会期间传出消息，全国人大今年强力推进预算公开，要求经过人大批准的政府预算，都要公开，其中包括国务院各部门预算（《新京报》3月11日）。作为公办高校，几年前就被要求实行校务公开，财务管理透明，可至今高校的财务开支还是“打闷包”。这与国外高校每年均要发布年度报告，公开开支，实不可同日而语。如果高校公开财务，得知原来校长是坐头等舱，或至少公务舱频繁出差，而有的大学欠债却高达数亿，青年教师连蜗居学校教工公寓都要排队等机会，不知心里作何想。
据笔者所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创立时，就有一个做法，从院长身上省钱。按照财务协议规定，院长出差可以乘坐公务舱。但只要能坐经济舱的，院长肯定不坐公务舱。还有一些私营企业老板，身家早已过亿，但出差就坐经济舱。当然，依照级别，大学校长是可以坐头等舱或公务舱的，而且，大学校长也可解释，走VIP通道，是为了节省时间，减少旅途劳累。在当前的办学环境中，可能确实如此。可是，如若对照教改纲要，改革之后的大学，校长在校内能主持的会议就不是一周十几个了，也用不着隔三差五坐飞机去行政部门汇报工作。如果那时校长还陷在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只能说明，改革未有完成。
温总理曾说，“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教育的最大功能之一是培育平等意识，真正的教育家应当是我们社会中最没有等级意识的人，他的办学行为应以“为受教育者提供最好的教育”为唯一标准。如果追求个人享受、满足虚荣心，这样的教育家怎能获得真正的尊重？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其实质意义，就在于此。